一个事物的起源根据不同的判断标准会得出很多不同的结论。档案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它以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扩大以及符号、文字的产生为基础，是社会文明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和国家文明的一种标志。

档案可分为文书档案、科技档案、私人档案、专业档案、音像档案等。目前学术界对于档案的起源的讨论主要是从文书档案方面入手，因此本篇文章主要探讨文书档案的起源。

研究文书档案的起源，事先统一对文书档案的定义和文书档案的性质是非常必要的。

[①]文书档案实际上指行政管理档案，即在社会的行政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一个档案门类，其实质是突出强调了行政性或政治性档案在档案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

目前学术界对于档案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字是产生档案的必要条件。自从人类发明了文字，就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并将这些记录保存下来，成为档案。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字和国家的出现是档案产生不可缺少的条件。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为了管理大规模的生产，进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或战争，国家需要有文字记录作为管理国家和交际的工具，于是产生了文书，保存起来便形成了档案。第三种观点认为以原始记事方法形成的记录就是档案，如：结绳、刻契、编贝、结珠、图画等。

就文书档案而言，以上三种观点我更认同第二种观点。文字的产生是文书档案产生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文字是文书档案的形式基础，没有文字的档案也就不能称之为文书档案。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和应用，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为产生文字记录的档案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然而文字的产生却不能成为文书档案产生的唯一条件，因为档案要成为文书档案，其本身还必需具有行政性或政治性。至于“国家的出现是档案产生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一说，我认为是不准确的。只要有一定规模的公务活动的出现就可以满足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条件。而且，文书档案所具有的政治性或行政性，也并非是国家所特有的，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这种性质也是存在的。

[②]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后期，具体地说，是五帝时期的黄帝时期，文书档案产生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而且可以断言，当时已经产生了文书档案，有两点可以证实:

第一、皇帝时期已经产生了成熟的文字。

这个结论来源于我国考古学家的成果。[③]1988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黄帝时代即有文字”为题报道了这一成果，这篇报道的部分文字如下：“中国考古学者日前在西安的国际考古学术会议上说，商代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汉文字出现于龙山时代晚期，即黄帝时代及夏代初期。这个论断，把中国古文字产生的时代提前了一千二百年。陕西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郑洪春，助理研究员穆鸿亭宣读的《简论长安门花园村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出土骨刻原始文字》的论文，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向中、美、英、法、苏、日、加拿大、联邦德国和香港的同行展示了十余枚刻画兽骨和骨器的拓片和幻灯片，发现其形体结构与殷虚甲骨文极相近似。花园村原始文字的产生时代与古代传说的黄帝之史官仓颉造字（即对文字整理、加工、修正、推广）恰相符合。”考古学家的这一新发现，证实了在我国学术界早已被认同了的观点，即在殷商甲骨文之前就与已经有文字存在。也证实了史籍的有关记载。如《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异也，初造书契。”卫恒《四体出势》：“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诅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荀子·解蔽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章炳麟先生在其《造字缘起说》中说：“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

[④]仰韶文化是中国先民创造的重要文化之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其中半坡村出土的距今6000年左右的陶器上，有二三十种刻画符号。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和《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认为：“这些刻记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在陕西临潼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中，也曾多次发现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以上材料说明，仰韶文化遗址的刻画符号，是原始先民在比较广泛的地区里和较长的时期内比较普遍使用的、带有某些规范性的记事符号。对这些记事符号，虽然至今尚未更多识读，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原始文字记录的产生时间可能距今5000多年。文字的产生、文字记录的应用，中间不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有了文字就会使用，从时间上来看，也应属于黄帝时期。

由以上可知，黄帝之时已有了“整齐画一”、“不容增损”的文字，那么，最初的文字是用来书写什么的呢？《易·系辞下》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可见，最初的文字是用来治世察民、书写公文档案的，这是由当时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公务活动决定的。

第二、黄帝之时已有一定规模的公务活动。

[⑤]从考古资料看：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者就达7000多处。这些遗址中的一定规模的公务活动存在。例一：1986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头版报道了题为《辽西发现五千年前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址》的考古新发现，报道说：“辽宁西部山区发现距今约五千多年的大批文物初步推断：五千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筑大型的祭坛和女神庙，进行祭祀活动，即属于当时的公务活动。例二：[⑥]1986年8月 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甘肃出土五千年前殿堂遗址》的报道，报道中的殿堂座落在渭河上游五营河旁的一个台地上，建筑总面积达240平方米，主室是一个长方形大厅。这不是原始先民的普通居所，而是氏族或部落联盟进行公务活动的场所。这说明当时已有公务活动的出现。

[⑦]从古籍记载看，古籍记载有关公务活动可列为以下几个方面：

1．职官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尚出大传·虞夏传》：“古者，天子必要四邻，前曰缺，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中立而听朝，则四圣准之。是以虑无失计，举无过失”。

《论语摘辅象》：“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乌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候为江海。”“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篆，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受准斥州选举，翼佐

帝德。”

《史记索隐》：“《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令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宋衷为《世本·作篇》作注说：大挠、隶首、容成“皆黄帝史官”。

《历书》：“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地以属民”等等。

总之，黄帝时期已有各类公职人员，其所从事的社会管理活动就是公务活动。

2．征讨

黄帝时期各部落之间战争频繁，《史纪·五帝本纪》载：“黄帝迁徒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战国策·魏策》载：“黄帝战于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等。

3．选举

五帝之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从各部落首领中推选出来，《礼记·礼运》谈到五帝时期说；“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除选举联盟首领外，还选举公职人员，这些公职人员一般由部落显贵担任，这些人如果干得好，往往可以成为下一届联盟首领，如舜和禹就是先担任公职，而后成为联盟首领的。

4．会议

黄帝时期又称军事民主制时期，当时联盟有重大问题如“巽位”（让位）、“宅百揆”（定百官之位）、“典三礼”（举天神、地祗、人鬼之礼）等，都要召集“四岳”（各部落首领）会商，最后由联盟首领决定执行。如《尚书·尧典》载：“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入？佥曰：于！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哉。帝曰：往欲哉！九载绩用弗成。”

5．祭祀。

在远古时代，部落首领进行的祭祀、占卜等活动，属重要公务活动。《尔雅·释沽》载：“祀，国之大事也”。《国语·展禽论祀爱居》载：“祀，国之大节也”； 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

由此可见，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后期，就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公务活动。

此外，《尚书》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历史文件汇编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文集。《尚书正义》称：“上世帝王之遗书有三坟、五典、训、诰、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几百篇，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现在一般也认为，《尚书》世上古历代文书的汇编，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尧典》至《秦誓》29篇，其中有些是后人补充进去的。《尚书》保存了有关虞和夏特别是商周的重要史料。古代传说的各种记载，其人其事未必完全准确，但总得来看，还是大致反映了从黄帝到尧、舜时代前后，“炎黄子孙”发明文字并应用于记录和保存文书、档案的某些情景。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原始社会时，确切说时黄帝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文书档案，但这不能说明这是最早的文书档案。至于文书档案的具体起源的时间，还需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后期，具体地说，是五帝时期的黄帝时期，文书档案产生的社会条件就已经具备，并且可以断言，当时就已经产生了文书，但当时的文书档案是不是最早的，却不能肯定。